汪曾祺：我们时代的苏东坡
汪曾祺生于1920年，逝于1997年，一生几乎贯穿了整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。他与张爱玲是同龄人，出道文坛时间也相隔不远，同期的新星还有穆旦、路翎。然而，三十年后，当其他人物已经成为现代文学史里的记载时，汪曾祺异军突起，成为“新时期”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。同时，他也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最异质的存在，再加上1950-1960年代的民间文艺经验、下放“右派”经历、1970年代编写“样板戏”的经历，汪曾祺可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见证人，他自身也是194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最大的传奇。
本文原发《名人传记》月刊，以纪念汪曾祺先生诞辰一百周年。作者杨早，北京大学文学博士，现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，《话题》系列主编，阅读邻居读书会联合创始人。著有《传媒时代的文学重生》《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》《早读过了》《民国了》《野史记》《说史记》等著作。
受壹嘉出版、谷雨书苑、七点书影、斯坦福华人学生学者联合会之邀，杨早将于2020年6月7日下午四点主讲汪曾祺——《民国作家汪曾祺》。本次讲题分为三个部分：（一）汪曾祺的七十年人生；（二）一个活在当代的民国作家；（三）汪曾祺与美国。报名链接：https://valleyrain.org/event/2020/06/07/yangzao/
苏东坡的时代有苏东坡，我们这个时代，有汪曾祺。
“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，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，一个百姓的朋友，一个大文豪、大书法家、创新的画家、造酒试验家，一个工程师，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，一位瑜伽修行者、佛教徒、巨儒政治家，一个皇帝的秘书、酒仙、厚道的法官，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，一个月夜徘徊者，一个诗人，一个小丑。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……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、变化感和幽默感，智能优异，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——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”
那么汪曾祺是——
感情上的儒家
如果你去问汪曾祺，你是什么人？他的回答会异常简单：“我是一个中国人。”
在这篇《我是一个中国人》（1983）里，汪曾祺给了自己一个定位——“儒家”。儒家不等于士大夫，前者是一种思想与感情倾向，后者则是一种身份与群体认同。
汪曾祺
汪曾祺这个儒家，完全不是那种要“内圣外王”的国学大咖，他自己说得分明，“我不是从道理上，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”：
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，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。《论语》里的孔夫子是一个活人。他可以骂人，可以生气着急，赌咒发誓。
我很喜欢《论语·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》。“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”我以为这是一种很美的生活态度。
我欣赏孟子的“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”。
我认为陶渊明是一个纯正的儒家。“暧暧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。狗吠深巷中，鸡鸣桑树颠。”我很熟悉这样的充满人的气息的“人境”，我觉得很亲切。
我喜欢这样的诗：“万物静观皆自得，四时佳兴与人同”，“顿觉眼前生意满，须知世上苦人多”。这是蔼然仁者之言。这样的诗人总是想到别人。
有人让我用一句话概括出我的思想，我想了想说：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。
汪曾祺不但喜欢“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”这种超功利的生活态度，而且还宣称“这种曾点（子）式的对生活的无追求的追求，乃是儒家正宗”，这并不是一般人心目中的儒家，甚至也不是“儒家思想”——汪曾祺谈到中国戏曲时，说戏曲“非常自觉地，过度地强调教育作用”的特点源自“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”。
因此汪曾祺每说到自己受儒家影响更大一些时（总有评论说他深受道家思想影响），总会补充一个说明：“我所说的‘儒家’是曾子式的儒家，一种顺乎自然，超功利的潇洒的人生态度。”
其实，汪曾祺这个“儒家”，还不仅仅是曾子式的，也是孟子式的。所谓孟子式的，一是主张“性本善”。既然性本善，一个人最重要的，就是不要在尘世中迷失本性，所谓“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”。汪曾祺的解释很清楚：“性善的标准是保持孩子一样纯洁的心，保持对人、对物的同情。”
而“赤子之心”的另一个表现，是对家乡、亲眷与童年的依恋。汪曾祺说，这是一种“东方式的思想”：
人之一生感情最深的，莫过于家乡、父母和童年。离开家乡很远了，但家乡的蟪蛄之声尚犹在耳。“仍怜故乡水，万里送行舟”，不论走到天涯海角，故乡总是忘不了的。“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”，这是一种东方式的思想，西方人是不大重视的，但是这种思想是好的。
——《平心静气》（1996）
汪曾祺1980年后三次回乡，每次都倾尽热情，满载乡谊。他将这种对故乡的热爱，同样看作“不失其赤子之心”，是“能保持新鲜活泼的、碧绿的童心”。
1991年，汪曾祺在家乡芦苇荡
二来，孟子强调“浩然之气”，“虽万千人吾往矣”，又曾因为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的民本思想，被朱元璋打入另册，《孟子》也被删得七零八落。汪曾祺看上去“随遇而安”，充满道家气息，实则择善固执，对于“对人对物的同情”，他固执，对于写作的“没词儿”“没戏”，他固执，对于“贴到人物写”，他更固执，至死不渝。不管是横逆加身，还是亲友苦劝，虽万千人吾往矣，真是“我与我周旋久，宁作我”。
儒家的理想人格是“外圆内方”，并非要求人人像海瑞那样不近人情，但又强调“士不可不弘毅”。“外圆内方”放在汪曾祺身上，基本合辙，他不是一个浑身长刺儿的孤傲之人，但内心的狂狷之气，岁月与世事也难以消磨。孔子定义“狂狷”是“狂者进取，狷者有所不为”，在文学上，汪曾祺完全符合“进取”与“有所不为”两大标准。
哪怕是画世人眼中最富贵也最秾艳的牡丹，汪曾祺的题画诗也有着逼人的狂狷之气。1986年他送给宗璞的牡丹画题：人间存一角，聊放侧枝花。临风亦自得，不共赤城霞。1991年他为张抗抗画牡丹，题曰：看朱成碧且由他，大道从来直似斜。见说洛阳春索寞，牡丹拒绝著繁花。
大道从来直似斜，汪曾祺骨子里是一朵临风自得、不借霞色的牡丹。
青年时期的汪曾祺
这是一个活庄子
汪曾祺在1989年写过一首四言打油诗《我为什么写作》，精练地概括了自己为人为文的特色：
我事写作，原因无他：
从小到大，数学不佳。
考入大学，成天“泡茶”，
读中文系，看书很杂。
偶写诗文，幸蒙刊发。
百无一用，乃成作家。
弄笔半纪，今已华发，
成就甚少，无可矜夸。
有何思想？实近儒家。
人道其里，抒情其华。
有何风格？兼容并纳。
不今不古，文俗则雅。
与人无争，性颇通达。
如此而已，实在呒啥。
“人道其里”是儒家无疑，“抒情其华”则不那么“儒”，虽然孔子说过“言而无文，行之不远”，但语言不是儒家的长项，汪曾祺也承认，他于写作，继承得更多的是庄子的传统。
汪曾祺20世纪40年代在昆明教中学时，桌子上总摆着一本《庄子集解》。比起孟子的“滔滔不绝”，年轻的汪曾祺明显更偏好庄子的“汪洋恣肆”。到了晚年，汪曾祺将汪洋恣肆纳于“平静中和”之中，铸就了自己特有的文章风格：“将文言和口语糅合起来，浓淡适度，不留痕迹，才有嚼头，不‘水’”，要义是“气韵生动”，这就是所谓“不今不古，文俗则雅”。
汪曾祺还常常引闻一多的《庄子》说，庄子的语言，已经不只是一种形式、一种手段，语言本身就是目的。正是基于这一认知，汪曾祺对各种语言的吸收，可以说是细大不捐，海纳百川，古典的，古白话的，新文学的，民间的，方言的……他曾经劝王安忆要学习北方话，其要害是书面语与口语的随脚出入，北方话可以做到，南方方言就很难。汪曾祺写高邮方言，正如乡贤秦少游填词用高邮话，能用到让人感觉不到他使用了方言，也像汪曾祺推崇的扬州骈文大家汪中，好处即在“写得那样自然流畅，简直不让人感到是骈文”。语言到了化境，就没有必要再去分辨这到底是古文、方言还是口语了。
不光是语言，为什么总有评论说汪曾祺充满道家色彩呢？因为“与人无争，性颇通达”确实也是汪曾祺的最大特点。从1920年出生，到1980年重出文坛，再到1997年去世，汪曾祺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历史与文学。我们可以看他晚年时的文字，你能想象他是经历那许许多多磨难劫数的人吗？与汪曾祺同期成名的路翎晚年曾有言：夜莺在笼子里关久了，已经不会歌唱。汪曾祺倒好，似乎将20世纪40年代的记忆与手段都封存进了幽微的深处，一旦复活，仍然能接着歌唱。他在1990年写过一篇《闹市闲民》，写等车时的一位老人：
他一生经历了很多大事。远的不说。敌伪时期，吃混合面。傅作义。解放军进城，扭秧歌，呛呛七呛七。开国大典，放礼花。没完没了的各种运动。三年自然灾害，大家挨饿。“文化大革命”。“四人帮”。“四人帮”垮台。华国锋。华国锋下台……
然而这些都与他无关，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多少痕迹。他每天还是吃炸酱面，——只要粮店还有白面卖，而且北京的粮价长期稳定——坐在门口马扎儿上看街。
他平平静静，没有大喜大忧，没有烦恼，无欲望亦无追求，天然恬淡，每天只是吃抻条面、拨鱼儿，抱膝闲看，带着笑意，用孩子一样天真的眼睛。
这是一个活庄子。
看这段，总觉得也是汪曾祺的夫子自道，尤其是“带着笑意，用孩子一样天真的眼睛”，考察苦大仇深的20世纪文学史，舍汪曾祺其谁？
儒家道家之间，本来就有相通之处。孔子问礼于老子，韩非师从于荀子，而取法于《老子》。庄子将对自由的追求，发挥到了极致，乘风凌虚，亦避世逃世。偏偏“闲民”而居于“闹市”，才成就了“平静中和”。
1946年，在上海的汪曾祺
我们时代的苏东坡
汪曾祺有一句名言“我追求的不是深刻，而是和谐”，经常被人引用，也经常被人误解。
在我看来，这句话跟汪曾祺引闻一多那句话异曲同工，即语言（文字）不只是形式，还是目的。生活如水漫过，如非刻意思索，其实留不下“深刻”。不是说深刻不好，而是各有眼光，各怀心事，车匠打不得镢头，米商也炕不出小鸡小鸭。
上面引的《我为什么写作》，其实题目起错了，说的是“我怎样写作”，并没有回答“为什么”。“百无一用，乃成作家”，百无一用的人多了去，总不见得人人都成作家。汪曾祺1983年有一篇小说《卖蚯蚓的人》，里面倒是老老实实讲了“我为什么写作”，为了“什么”：
我要了解他们吃什么和想什么。用你们的话说，是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。……我是个写小说的人，对于人，我只能想了解、欣赏，并对他进行描绘，我不想对任何人作出论断。像我的一位老师一样，对于这个世界，我所倾心的是现象。我不善于作抽象的思维。我对人，更多地注意的是他的审美意义。
不想论断，只想了解、欣赏、描绘，就是汪曾祺写作的动力，也是他写作的追求。正因为汪曾祺想了解“吃什么和想什么”，所以他尊重每个人——无论他是士夫商贾还是贩夫走卒——的想法，他们的欲望。由吃什么与想什么，可以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，衣食住行，尤其是饮食男女。1980年汪曾祺首次给多年未见的表弟杨汝絅去信，仅凭信封地址中的“隆昌”二字，他就向表弟提出：“隆昌的泡菜坛，很好看。能写一点关于泡菜坛的散文么？”杨汝絅给大哥去信时赞叹：作家的杂学真让我佩服。
不夸张地说，汪曾祺开创了“饮食文”这一流派。此前的古今散文随笔，记录饮食佳味的固然不少，考证食物源流的亦所在多有。但汪曾祺写美食，将经历、考据、物产、风俗、烹饪熔于一炉，至于旁及人情世事，文献方言，无所不包，无所不写。我编《汪曾祺文学自传》，初时只从自传文字摘引，后来发现他的许多人、地、事的回忆，都掩藏在饮食文章中。这不是“好吃”这么简单，而是打通“吃什么”与“想什么”之间的篱笆，获得了对己对人对世的全面感知。
1961年，汪曾祺全家在北京中山公园
从思想上的儒道互补，到生活上的童心盎然，再到文思的活泼流转，行止自然。方之古人，其唯东坡居士乎？
我常常开玩笑说，东坡一生，功业不大，除了杭州的苏堤，没什么值得提及的政绩，但文、诗、词，固然超绝一世，能善待物产，创制东坡肉，成为可能是唯一一道还活在席上的宋时菜，其功德亦极大。
东坡也是“随遇而安”的典型人物。眉山老家，东京汴梁，可以过得快活，密州黄州，惠州儋州，照样觅得乐处。“吾上可陪玉皇大帝，下可陪卑田院乞儿。眼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”。苏东坡是儒也学，道也学，佛徒也常有来往，但他学理统不精深，近代史家钱穆曾说,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，因为他“对事物并没有一个完善的理想标准”，他只是靠聪明来应对时事。曾国藩论“三不朽”，将苏东坡归入“立言”，也就是道德功业无足取，但藉其文足以不朽。
然而古今善为文者多矣，苏东坡能够成为生前身后无数文人的偶像，文辞之外，必不可少的，是其豁达洒脱的人生态度，达兼穷独的儒道精神，还有，就是赤子一般面对生活的好奇与热爱。这一切，我们在汪曾祺身上，也都可以看到。
因此，林语堂在《苏东坡传》里称颂东坡的话，移用来形容汪曾祺，也就不会太离谱：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，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，一个百姓的朋友，一个大文豪、大书法家、创新的画家、造酒试验家，一个工程师，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，一位瑜伽修行者、佛教徒、巨儒政治家，一个皇帝的秘书、酒仙、厚道的法官，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，一个月夜徘徊者，一个诗人，一个小丑。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……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、变化感和幽默感，智能优异，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——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。
（原文《汪曾祺：我们时代的苏东坡》刊于《名人传记》2020年第3期及《名人传记》公众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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